本年谱的修订增补，自上一回交稿给出版社后，实际立即就已开始了。算起来，又也有十来年了！我一直就认为，这种研究工作是永无止境的。本人前一次修订出版本年谱时，得到过所在学校科研处的立项，心中非常感激。比起一开始完全是赤手空拳自发‘立项”做此事来说，好多了。当然，只是学校立项，‘级别”较低。这回想再次正式启动修订增补工作，自知规模不小，志向很高，当然也想得到立项承认和资助。在学界友人的年谱专著修订工作获得国家基金立项的启示和鼓励下，我便尝试以《郑振铎年谱长编》的题目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竟幸运地也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因此，我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国家！

自修订增补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曾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多家著名出版单位的编辑和领导，闻讯后主动向我索要书稿，表示可以安排出版。对此，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在这里，我除了对那几位同志（陈女士、贾女士、冯先生等）及他们的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以外，更再一次深深感受到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对社科研究和出版的投入之大，使社科研究和出版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再次感受到人们对郑振铎先生的认识也继续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的！

我更要衷心感谢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出版社社长庄智象先生和编辑李振荣先生。本书稿又是李振荣兄主动向我邀索的。本来，我前面提到的那几家出版社不仅‘名气”更响，而且或与郑振铎有深厚的关系，或已出有影响很大的年谱系列丛书，自然对我的吸引力也很大。但李兄是我的好几部专著的责任编辑，特别是那本修订本《郑振铎传》，印制非常精美大气，友人个个说好。而且，李兄向我提出了一个我自己虽也曾想过，但还不敢向出版社提出的计划：将拙著《郑振铎传》《郑振铎论》和《郑振铎年谱》合在一起，出版一套规格很高的丛书。而且，李兄告诉我，这一计划已经得到庄社长和其他社领导的同意。对此，我还有何话可说！

我在2015年底填写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两三个月后寄出书稿，至2016年底始获得结项批准通知。但本书稿的修订将一直坚持到复印前的最后一次校样。明年，2018年，是郑振铎先生诞生120周年和牺牲60周年，我愿将我毕生研究成果《郑振铎年谱》和收入本谱的《郑振铎研究书系》，作为对先生的献礼！

在我填写的《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中有专门的《总结报告》，其规定的‘主要内容提示”为：‘1.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2.成果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3.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4.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3000字左右。”现在即抄录于下：

一，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基本良好。原先预期最后成书版面字数1500千字，现在显然已经超过。原先预期最后于2015年6月30日完稿，现在亦略有超过。实际在2015年6月30日前本来也可以交稿，主要是想继续补充和反复修改，因而略有衍期；现在考虑到继续补充和反复修改是没有穷尽的工作，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但目前也没有条件再作更多更大规模的补充和修改，因此就打算结项。

二，本成果的研究内容为郑振铎先生的家世、履历、交游、言论、思想、政治、学术、研究、著述、编辑、翻译、古籍整理等等，即有关郑振铎的一切生平行事。本成果的研究类型是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著作类型是年谱。年谱，在我国历史典籍中历来归属于史部，是作为史学大国的我国在世界史学史上创始时间最早、完善形式最发达的一种史学著作形式。年谱这一史学著作形式本身，即已规定了其研究方法就是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这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我认为是不可以轻易动辄即言‘创新”，而且动辄轻易查问其‘创新程度”的！我只能坦诚地说，本成果的研究方法，无非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知人论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等等，和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并力求将二者相结合。如果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乾嘉学派相结合。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永新的。如果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方法和我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新的话，那当然也绝不是从本成果开始的。在研究中，我时时铭记并遵循这样一段指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己尽量力求照此做，照此做好；而没有也不可能、不应该偏离于此而盲目追求所谓的‘创新”。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本人首先力求‘采山之铜”‘竭泽而渔”。所有资料，全靠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如果说，在研究手段方面比前人或从前的本人大有创新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地利用了计算机和各种数据库。（本人以前记录资料、撰著谱文，主要用记卡片和手写的方法；现在当然尽可能运用电脑这个利器。这也算‘创新”吧？）不过，目前在国内，不，甚至在世界各国，除了少量旧时书籍报刊已被数字化以外，绝大部分的史料都还处于时时被自然风化、人为损弃、虫蛀鼠啮的状态。因此，本成果所发掘、整理的大量史料，绝大部分材料都是从各种报纸、杂志、档案、书简、日记、笔记、方志、谱牒、碑传﹑选集、文集等等原始的纸面记载，包括很多未刊手稿孤本中，捲地毯式地细致搜索，一条一条爬梳而得，皆非在电脑网上简单搜索而可获。而且，翻检原始材料，如果仅仅看一遍也常常是不能一下子就有所发现的。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都是逐字逐句反复仔细阅读，经‘批判地审查过”，才能辨别其真伪，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价値。拙著《郑振铎年谱》（本成果的前身），1988年初版为544千字，2008年修订版为937千字，现在扩充至1500千字以上，除去删改部分，所增加的都是‘干货”而绝非‘水分”，绝不靠不必要地增加引文来增加字数。如果要说本成果的‘突出特色”，这大概可以说是显著的一条。至于说‘主要建树”，那当然就是本成果乃第一次使世人（其中甚至包括郑先生的遗族和亲友）如此全面、完整地了解了郑振铎先生的一生，从而才可能真正科学、准确地评价郑先生；同时，‘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可以更科学、准确地评价整个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史。这一点，在郑振铎儿子郑尔康先生的原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就不多写了。

三，本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首先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这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实话实说吧，我对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类书都感到不够满意，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对郑先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巨大贡献几乎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对许多新文学史上重大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不够准确和公允。本成果以大量编年史料说明以前与当前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类书中的这些重大疏误。这里就随便举一些现在想起来的例子，如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社团是以谁为核心而发起成立的？其核心文学观是怎样形成的？新文学史早期最重要的刊物《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的最主要推动者是何人？最早发表、评价老舍、巴金的作品和成名作的人到底是谁？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的起因、经过的真相是怎样的，其间是非应如何评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前身组织是怎么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怎么解散的？《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的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何人？抗战初期上海的文艺界救亡协会开了两次成立大会？……诸如此类这些重要问题，在现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类书中说对了吗，甚至说到了吗？另外还有很多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似乎远一点的重要问题，例如五四运动时的《新社会》《人道》《新批评》等杂志是如何创刊出版的？五卅运动时《公理日报》是如何创刊出版的？随后商务印书馆职工的大罢工是如何进行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唯一公开的抗议信是怎样发表的，原信后来是怎样发现的？抗战时期秘密的抗日文化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是怎么成立，怎么活动的？战后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怎么成立，怎么活动的？新中国建国初在香港的收购文物秘密小组是怎样组建，怎样活动的？谁最早提出了重新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和《十三经》？……诸如此类这些很多人讲错了的重要问题，在本成果中也都可以找到答案。至于本成果的社会影响和效益，那只能由社会与读者，特别是今后的使用者、研究者甚至剽窃者来说。我这里倒想举出一个例子，拙著《郑振铎年谱》（本成果的前身）出版后，有一本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的，就从拙书中不声不响地抄去了很多很多……

四，本成果存在不足或欠缺是必然的。例如，还有不少史料无法看到。我曾克服重重困难去中央档案馆也查阅过郑振铎的人事档案，但可能保存在文化部、外交部、社科院、文物局、对外友协等等单位的与郑振铎有关的档案，都还未能看到。我曾克服重重困难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郑振铎手稿，也曾克服重重困难去台北‘国家图书馆”查阅郑振铎书信等，但都未能全部看到，有些资料更是有关保藏单位尚未整理登记在档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至于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那也很多。所以，这个郑振铎研究是我必须继续进行的终生献身性的课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只能‘以有涯随无涯”了！

五，最后，对所谓‘年谱长编”，吾亦愿有说。吾国史学著作而以‘长编”名者，最初始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从李焘于乾道四年上呈《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可知，‘长编”就是更正式、更庄重的‘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级阶段”，或‘前期成果”。长编的义例和特点，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李焘认为自己編写的书没资格径称《续资治通鉴》，而只能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若有像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大家来‘删削之”，才能成为一部可以垂诸永久的大典。‘长编”本来就是有逊于正式专著、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的意思，是确切无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说：‘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应该说，古人是都懂得‘长编”此意的。后来，还有人将‘长编”用于经部注疏之书名，甚至还有人用于子部，也都是‘初稿”的意思。但‘长编”一词，自是用于史部编年体之书名为最宜。而令人略感意外的是，民国以前从未见古人在编撰年谱时用过‘长编”作书名。现今最为人所知的年谱长编，是1936年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在那以后近五十年间，仅知有1979年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和1984年台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1976年台湾出版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实近人最早所撰的年谱长编，应数193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上述寥寥五种年谱长编，有三种自称‘长编初稿”，显然那些编著者已经不懂‘长编”固有的本意了。盖‘长编”本就是‘初稿”也。

近三十年来，内地忽然一下子涌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我见到过的，屈指数来就有六十来种。短短一世，年谱长编竟蔚为如此大观！不过这些年谱长编的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也全然不知道上述‘长编”一词的本意。因为，事实上他们全然都没有今后‘删削之”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来就是先出了‘年谱”而后再出同一谱主的‘年谱长编”的。由此，亦可换一种说法：‘长编”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年谱长编”现在只是‘年谱简编”‘年谱略编”的反义词，略与‘年谱详编”同义。在好多场合，年谱长编成了年谱或年谱简编的扩大版和升级版。对绝大多数年谱作者来说，‘长编”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谦词（所以有些人要再加上一个‘初稿”），恰恰相反，是一种自信、自豪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说法，连有些字数并不太多的年谱也非得叫‘长编”不可，大有好像不‘长编”就不高级、不完善之概。

我想，这一现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应该有所肯定。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确实，年谱所载史料越丰富、越详细越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多有求全求备心理。但是我又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有史学常识，‘长编”的本义还是必须了解的。而本项目为何也用‘长编”？一当然是为争取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拙著《郑振铎年谱》初版及修订版，两次撰写都没有得过什么经费资助，现在因想做大规模增补修订，题目如不变换一下，有关方面咋会批准呢？二，我也是‘从俗”‘随大流”。既然现在出了那么多‘年谱长编”，就强有力地说明有很多读者、研究者、出版者和科研基金的审查者都特喜欢这个名称。本来，在很多人因为对某一词语模糊理解，别解甚至误解，并逐步积累，逐步扩散，最终偏离原有的共识而形成新的共识的情况下，个别人也是无能为力的。还有三，若将‘长编”作为‘简编”‘略编”这样的近代才有的名词的反义词来用，在语言逻辑上，倒也还是可以成立的。正式出书时，我想删去‘长编”一词。

陈 福 康

二〇一七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