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内容简介】
本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美研究“文献卷丛书。原著通过大量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案例，论证了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于其成员的想象之中，是通过各种符号得以建构和维系，通过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边界得以感知和加强的，但对于同一象征符号的意义，各个成员的阐释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具有共通性之外的差异性。 该书进入译介视野，是因为其共同体理念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共同体研究的一条独特的学术路径，有助于国内学界进一步了解西方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本书译者对外国文学及翻译研究有较深厚的造诣，译文淮确到位，整体流畅；同时，译者对读者可能不易理解的内容，增添了详细的注解，使得本译著具备较高的可读性。
【主编前言】
现代社会科学中，共同体的概念一直引人注目，但同时也最难界定。因此，人们多少难免会认为，西方社会学某些流派近来宣称共同体已经“终结”的说法是躁狂症的一种体现，因为这个看似优雅但却令人愤怒的狡猾概念给人创造出的是无休无止的界定乱麻。出现这种回应也许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人们记得，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充满了进取精神的美国社会学家就发现这个词在社会科学中有90多种各不相干的定义。如果不是因为共同体这个概念对知识阶层和大众思想都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么这种灵巧得令人美慕的卡片索引对学术工厂而言还真可以说是多多益善。尽管激进的或有结构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将共同体的概念视作灰烬，抛诸风中，但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整个西方世界都在积极地主张自己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共同体成员，不过研究他们的人可能未必如此看待。
因此，共同体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无论是将其视作一个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还是将其视作一个意识形态设想，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规模牢固控制人们生活的势力——正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破坏性的共同体”(destructive Gemeinschaft)——中转移开来。如果我们暂时还可以视其为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概念既提供了一种涵盖各种社会过程的手段，也提供了一种不仅仅是技术意义的理念，因为它指的是十分流行的象征符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人们显然相信共同体的理念，无论是视其为理想还是现实，或两者兼有。现在，正如美国社会学家W.I.托马斯(W.I.Thomas)所观察的，如果人们相信一件事是真实的，那么它对他们的影响就是真实的。概念的这种二重性是概念混乱的核心所在。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社区精神，即人们对一个比家庭大，但比官僚体制或工作机构更有人情味的小型社会和文化实体产生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想为社区(communitas)定位出一种结构性维度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两者彼此相悖。这种二重性的外表还一直覆盖着一层评价和意识形态因素——共同体作为“规范处方”经常干扰着“经验描述”,到头来系统性的共同体社会学根本无法构建。
共同体理念或共同体概念的“核心”或关键性质反映的既是现代社会一直存在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意义的潜流，又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问题。共同体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因此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尽管有人看到，概念中有些东西掩盖了社会行动中至关重要的阶级结构维度，因而做出了相反的预测。只要地方关系在人民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体的研究就仍然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我们都成为麦克卢汉式的“地球村”村民，或者认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要素就是我们与生产方式和社会阶层各成员之间的关系。
安东尼·保罗·科恩的书《共同体的象征性建构》是社会科学“核心思想”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该系列丛书从关注这样一个经典主题开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书说明，共同体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享有长期的中心地位，该书结合了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关注的不是共同体(Gemeinschaft)的结构定义这类陈腐辩论，也不是将共同体研究置于某种语境中，让地方主义或种族主义隶属于阶级、合理化或普遍主义等宏观社会力量。相反，他关注的是共同体的象征性建构，作为一个价值观、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系统，从而在一个有界的整体中向其成员提供一种认同感。这种对意义的强调巧妙地回避了人们在探寻一种共同体结构模式中，将其作为特定形式的社会组织而带来的定义问题。它表明，结构本身并没有为人们创造意义，因此，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设计那么多的组织来创造“共同体”用以缓解失范行为和异化现象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
科恩博士提供了大量的案例研究材料来论证其各个阶段的论点，并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共同体的象征性维度是其中心，是其决定性的特征。这些例子选自对特定的共同体进行的大量的民族志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雄辩地说明了结构形式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人们会对当地的社会环境产生一种归属感。作为一个有界的象征性整体，共同体的文化体验绝非传统和过时的社会结构标志，无论是在非工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它几乎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形形色色的宏观社会力量。
人们想寻求出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定义，这种定义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共同体是一种独特的“传统”型社会关系，与“现代”的社会形态形成对比——具体体现在工业社会那些人情淡薄、城市化、理性化和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但这种寻求却陷入了一种僵局。在关注共同体的象征性层面时，科恩博士提出了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正如科恩博士总结的那样，共同体研究面临的问题不是它的结构限制是否经受住了社会变迁的冲击，而是它的成员是否能够给它的文化注入活力，并建构一个能带来意义与认同的象征性共同体。
彼得·汉密尔顿
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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