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后经典叙事学名著译丛”是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项目“后经典叙事学新著翻译与研究”的成果之一。在对翻译对象的遴选上，我们遵循的原则第一是“新”,第二是“重要”。所谓“新”,就是要追踪国际理论的前沿动态，通过翻译，介绍国际理论界的新思想、新观念，为我所用。所谓“重要”,是指所选的著作不仅新，而且能对国内的文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样才有助于引人新知。有鉴于此，我们选择四部著作进行翻译：扬·阿尔贝(Jan Alber)和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2010年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Postelassical Narratologv:Approaches and Analyses)、保罗·约翰·埃金(Paul John Eakin)2008年出版的专著《自传中的自我：如何在叙事中创建身份》(Living Autobiographically:How WeCreate Identity in Narrative)、迈克尔·卡恩斯(Michael Kearns)1999年出版的《修辞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v),以及丹尼尔·潘戴(Daniel Punday)2003年出版的专著《叙事的身体：走向一种身体叙事学》(Narrative Bodies:Towards a Corporeal Narratology)。从书名可以看出，这几部著作涵盖后经典叙事学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开拓了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疆域，既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又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要点；既包括后经典叙事学总论性研究，又包括后经典叙事理论重要分支的研究。在林林总总的后经典叙事学新作中，这四部著作因其对新研究领域的开拓，符合“新”与“重要”的双重原则。

“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是1997年由美国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在PMLA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的。①它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叙事学界出现的一种以语境研究为特点的跨学科式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不同，后经典叙事学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但并没有否定经典叙事学的基本概念。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与彼得·拉比诺维茨(Peter Rabinowitz)在2005年主编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Theory),以及阿尔贝与弗鲁德尼克在2010年主编的《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中，都明确阐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阿尔贝还指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两个发展阶段：1999—2010年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一个阶段，而2011年至今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个阶段。后经典叙事学第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运用结构主义之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检验、审视、修正经典叙事学的方法和模式；第二个阶段则侧重探讨后经典叙事学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

《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是本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探讨经典叙事学概念的延伸与嬗变；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后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赫尔曼说得很清楚：后经典叙事学包括经典叙事学，它不过是叙事学发展的一个“节点”。后经典叙事学融合了各种新的方法和研究假设，用新的视角观照叙事，不仅揭示了经典叙事学的局限，也探讨了叙事的更多可能性。②需要指出的是，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不是由“一”到“一”的更新和深化，而是由“一”到“多”的拓展。经典叙事学是一种文学的结构主义理论，而后经典叙事学则是基于多种理论发展起来的多种叙事学，它不再仅以结构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而是成为多理论、多文类、跨学科、跨媒介、重语境的集合体。而这一发散式的发展之所以能归在叙事学的名称之下，是因为不管哪种后经典叙事学理论都离不开对“叙事”的讨论，也离不开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理论范畴——尽管后经典叙事学对经典范畴有了修正或创新，为叙事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工具。

经典叙事学把文本看成一个自足且封闭的整体，从叙事文本内部发掘普适性的叙事规律，而不考虑作品的外在因素，如社会、心理、历史及作者的因素，因而被认为是一种重“文本”(text)而不重“语境”(context)的理论。从媒介角度来看，经典叙事学主要研究以文字为载体的叙事作品。后经典叙事学则由内而外，把目光转向对文本语境的关注，弥补了经典叙事学在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方面关注的不足。这样，叙事学与其他学科就有了自然的联姻。这种联姻的结果便是诸如历史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社会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法律叙事学、心理分析叙事学、情感叙事学、认知叙事学、视觉叙事学、性别叙事学、民族叙事学、组织叙事学、身体叙事学的产生。该书的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这种“复数的叙事学”。

《自传中的自我：如何在叙事中创建身份》是丛书的第二部。这是一部关于自传叙事的研究专著,作者埃金是国际著名的传记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如《我们的生活如何成为故事》(How Or LivesBecome Stories,1999)、《生命写作的伦理》(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2004)等都是传记研究的必读书。该书提出了自传写作的几个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写自传?阅读自传时，人们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自传与身份的创建之间是什么关系?人们的日常行为源自自我的选择还是社会的规约?作者从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生物学、文化人类学、脑神经科学的角度对这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人的研究。该书分为四章，前两章为理论探讨，后两章为实例分析。从心理上来说，每个人都有留得“生前身后名”的愿望，这就是人们写自传的心理动机，但不能把自传仅仅看成个体生命的孤立陈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因此，他者才是自我认识的镜子。从伦理上来说，自传必须是诚实可信的，同时还要注重隐私与社会效应。自传建构了自我，而自我又来自社会的他者；自传是自我的，但这种自我还必须负有社会责任。所有写自传的，不可不思考以上因素。这也正是这种叙事所含有的辩证关系。

修辞是叙事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叙事学的后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叙事学出现了被统称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多元延伸，其中一个重要分支便是修辞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或者也被称作rhetoricalpoetics of narrative、rhetorical approach to narrative或rhetorical theory ofnarrative)。从理论路径来看，现在的修辞叙事学几乎专指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芝加哥学派的修辞批评，国内的修辞叙事学研究也主要围绕以费伦为代表的修辞性叙事理论(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展开，以迈克尔·卡恩斯为代表的修辞叙事学理论路径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卡恩斯1999年出版的《修辞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代表性成果和必读书。该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第一本以“修辞叙事学”命名的专著,更在于它敏锐觉察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困境，并及时捕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兴起的修辞转向。该书采用的理论模型存在可商榷处，尤其是对语境主义和言外行为的过度强调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对经典叙事学方法的背离。然而，客观地说，卡恩斯的修辞叙事学在本质上仍属于后经典(postclassical)而非反经典(anticlassical)的范畴，因为它并不试图成为关于叙事的“科学理论”,而是希望探索一种能有效解释读者叙事体验的批评工具。在卡恩斯的修辞叙事学工具箱里，情境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作者式阅读(authorial reading)、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基本规约(ur-convention)、修辞影响(rhetorical effect)等都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和解释力。从叙事学发展史的高度看，卡恩斯的《修辞叙事学》不啻为叙事学在后经典阶段一次颇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叙事学修辞转向”的一个明确先导和重要环节，其研究范式和核心概念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成为文学经典的卡夫卡的《变形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菲利普·罗斯的《乳房》、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等作品都以身体变形为主题，通过不同的故事背景和情节，探讨了人性、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科学与道德等深刻的主题。文学的具身化(embodiment)写作因此成了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并催生了一门新的叙事学——身体叙事学。《叙事的身体：走向一种身体叙事学》是一部聚焦身体叙事的专著。诚如该书作者丹尼尔·潘戴所言，“人的身体之于当下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因为“身体是阐释文本和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素”。丹尼尔·潘戴建立这门叙事学的起因，是他发现传统叙事学过于关注叙事的形式结构，却忽视了作品中的具身化。他勇敢挑战了经典叙事学理论中思想和身体分离的传统，主张叙事理论应对具身化有更深的理解，唤起人们对身体在故事创作和接受中关键作用的关注。他全面论述了叙事中的人物、事件、情节、空间(流通)以及叙述权威等方面与身体的关系，比较好地建构了“身体叙事学”。在书中，他把小说的诞生与人类肉体生命相联系。他认为，叙事虚构世界的存在依赖于在这个世界里独特的人类生物身份的形象的创建，由此探讨了理解身体如何影响虚构世界里普遍而抽象的叙事概念，并分析了作品如何运用身体进行叙事。我们认为，身体叙事学的诞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必将引起人们对叙事作品中身体本身的关注，并得出前所未有的新发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方面敏锐地追踪着学术前沿动态，在叙事学理论的译介方面也成果丰硕。2002年起，北京大学申丹教授组织了国内叙事学专家翻译出版了“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凡七种：《解读叙事》《后现代叙事理论》《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新叙事学》《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和《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这些译著的出版，极大地唤起了中国学界对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趣，推动了后经典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主持的“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其中翻译部分包括了《非自然叙事诗学》《媒体间性与故事讲述》《体验小说：判断、进程与修辞叙事理论》与《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等四部著作。本译丛将与已经出版的“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以及“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译丛”交相辉映。通过翻译这些著作，我们希望填补后经典叙事学译介的空白，向中国中外文学研究学界输入新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推进学界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吸收与内化，丰富本土理论资源。最后，由于这些理论提供了阐释文本的新视角，通过这些理论在中外文本分析中的具体运用，完全可以期待有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从而繁荣我国的文学研究，庶几可嘉惠学林。

是为序。

宁一中

202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