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光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外事活动家，译作涵盖历史、文学等领域。他是第一个用白话文翻译西方名著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翻译家，开创了白话文西书中译的新时代 。作者针对伍光建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过程内外部影响因素等加以系统归纳和总结， 填补了一些学术空白，为丰富百余年前我国的翻译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素材和新视角，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的梳理细致而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伍光建的生平、伍光建翻译活动概述、伍译选材的取向和特征、伍光建的翻译观、伍译作品的译语特征等，同时联系其多重职业身份作为其翻译行为的考量因素， 并且结合当时（清末至民国初年）读者的期待视野分析伍光建翻译行为的外部影响因素；最后总结了伍光建的翻译成就和其大众译本的译史价值。这些研究有重要的译学学术价值。

前言

近代西学东渐浪潮中，翻译是贯通中西文明的关键媒介，小说译介更是提升国人文学审美、传播域外现代思想的重要载体。谈及近现代译坛代表人物，严复、林纾历来占据学界研究的核心。然而，与之同期、译事生涯绵延近四十载的伍光建，却长期未能收获与其译介实绩相匹配的学术关注度。伍光建一生译作数量浩繁，小说作品在其全部译作中占绝对主体，译介范围覆盖英、法、美、俄多国文学，兼顾长篇经典、短篇故事和英汉对照小说读本，形成了一套规模庞大、规划清晰的西方小说作品体系。伍光建的译本具备三大鲜明特质：1.译作总量可观。2.选材兼顾系统性与现实性。3.小说译文舍弃古奥文言，以浅白通俗的白话行文降低阅读门槛，具有鲜明的“大众译本”属性。作为近代白话翻译小说的先行者，伍光建为西方小说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梳理伍译研究的论著与论文后不难发现，现有相关研究尚存短板，未能完整、立体地还原其翻译成就及特征全貌，这也成为本书写作的核心缘起。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伍光建翻译活动的考察存在范围较小、视角单一的问题。其一，研究对象相对固化，多聚焦于《侠隐记》《孤女飘零记》等少数流传较广的单行译本，仅围绕单部作品开展原文与译文的词句比对，聚焦于作品内容删节、归化改写等表层现象，极少将伍光建全部小说译作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统计、分类与整体梳理，割裂了其译介体系的内在逻辑。其二，研究时段存在重晚清、轻民国的偏向。现有成果多将重心置于伍光建清末推出的早期节译本，分析其受传统章回小说影响的译写模式，却忽略了他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持续译出的长篇小说全译本、选译本以及短篇小说译本，致使其在民国时期的翻译成就长期被遮蔽。与此同时，过往研究对伍光建译作的副文本关注较少，未对各类副文本进行系统归类与解读，也未能厘清译者序、文中夹注、书页眉批等副文本与译本正文之间的互补阐释和内在关联，故其背后承载的译者思想和译本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挖掘。除此之外，多数研究一方面倾向于解读译文文本，割裂了译者、读者、出版商、时代语境之间的联动关系，且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读者群体构成情况缺乏分层考察，未能结合大众读者的期待视野解读伍光建翻译行为的形成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充分结合伍光建求学、从教、从政等人生轨迹，厘清译者的社会身份如何持续影响其译介目的、翻译选材与译笔风格；加之相关研究较少依托民国报刊书评、文人往来书信、图书出版史料、民间读者反馈等一手史料，难以客观评判伍译作品在近现代文坛与民间市场的真实影响力。

基于此，本书意在整合伍光建各类小说译本，将宏观整体梳理与微观文本细读相结合，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本书于开篇部分系统统计、分类整理伍译小说的作品总量、国别分布、译本类型与出版时序，归纳其选材标准与译介动机。伍光建的翻译行为始终承载三重核心诉求：一是思想启蒙，拓宽国民认知边界，提升读者文学审美情趣；二是普及教育，编译英汉对照读本，满足学生群体需求；三是大众传播，其作品的“大众译本”属性迎合了普通读者的日常阅读需求。

本书将伍译小说划分为长篇小说节译本、全译本及短篇小说译本等不同类型展开对比细读，辨析不同译本在情节取舍、人物刻画、叙事结构、译语特征层面的异同，梳理其译本特征随时代变迁的演进路径。针对译者序、文中夹注、书页眉批等副文本，本书进行分类阐释，明确不同副文本的功能边界。通过译本正文与副文本的关系分析，本书提炼出伍光建“近是”和“能达”的翻译思想及其译本的通俗化特征，明确其译作独有的“大众译本”属性。

本书首先向内深挖伍译策略的内在驱动因素，依托伍光建的人生轨迹解析其翻译行为的深层逻辑。伍光建早年留英深造的经历赋予其扎实的双语功底与开阔的跨文化视野，既有别于不通外文、依托他人口述完成翻译的林纾，也跳出严复的精英士大夫的译介立场，能够平视普通民众的阅读需求。他曾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参与政务，并担任商务印书馆股东，这赋予他独特的多重职业身份。这些身份相互叠加，彼此交织，使他不断调整自己的译介重心和翻译策略。本书基于伍光建与译界、出版界人士的往来书信，结合其友人的日记、文章，试图厘清译者的教育理念、从政理想和出版观念与其个人翻译行为如何相互调和、彼此塑造。

随后，本书的研究向外延伸，引入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考察读者期待视野对伍光建翻译行为的塑造作用。笔者结合民国报纸杂志登载的图书广告、读者反馈、出版史料等原始材料，论证了读者期待视野、出版市场定位等因素如何影响伍光建的翻译选材、翻译方法与译语风格，解释其原作内容取舍、白话译笔使用以及副文本增设背后的现实动因。

本书在收尾部分指出，在我国小说译介方向于民国时期发生转变的关键节点，名著意识及原作的文学性和现实意义逐渐为译界所重视，而伍光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同时，伍光建以其严格的选材标准和严谨的翻译态度为西方小说创作技法的引介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笔者认为，凭借其对西方小说的系统译介及其译作的“大众译本”属性，伍光建在我国近现代西方文学作品的普及历程中起到了时代先驱和行动典范的作用。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新旧文体更迭、中西文化碰撞的关键历史阶段，伍光建突破精英译者的固有局限，面向普通市民、学生群体搭建起跨文化阅读桥梁，拓宽了近代西学启蒙的传播路径，推动了白话翻译小说走向成熟并获得文坛主流的认可，因此，其作品在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伍蠡甫、邓世还、邹振环等诸位前辈学者的伍译研究成果，其史料挖掘和文献整理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启发，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

由于本书中所引伍光建译作(见附录及引文等部分内容)大多出版于20世纪初，当时白话文书面语尚未有官方明确且权威的使用规范，少量用词及表达与现今规范、标准的语言文字书写及表达有所不符，望读者知晓，同时，因笔者知识储备与史料搜集条件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偏颇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朱晓烽

2026年7月2日